談人本精神與全人精神——在權威解體的時代 黃政雄／全人中學
Since the past has ceased to throw its light upon the future, the mind of man wanders
In obscurity—Tocqueville
由於「過去」的光已不再照亮未來，人的心就在黑暗中遊蕩——托克維爾
一、 權威的解體與自由的弔詭
當蘇格拉底被處死時，柏拉圖心中受到很大的震撼。他開始思索哲學與政治的關係，這是他整個思想體系的核心問題。他嘗試尋找一種理想的政治統一體：在其中，統治既不依賴武力的強制，也不是透過說服。這就是西方權威概念的起源。羅馬人繼承了希臘的政治哲學遺產，他們將權威紮根在過去，奠立在傳統與宗教的神聖性上面。後來，羅馬教會又繼承了這神聖的三位一體（權威、傳統、宗教），直到笛卡兒引進了懷疑主義的幽靈。此後，這幽靈就一直糾纏著三位一體直到其解體。在權威解體的過程中，近代科學的興起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近代科學用來追求可靠知識的科學方法被簡化成一套程序（process）的概念。各個領域的專家都是嫻熟一套程序的人，從工業製造流程到論文生產，從行政管理到法律訴訟，從醫療到教育，程序保障了我們一切生活領域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華爾街的銀行家甚至雇用一批數學家，建立了一套處理投資風險的程序。這一切都將非常美好，如果世界不再變動，意外不再發生，如果人類不再追求生命的意義和審美的愉悅，如果人類願意放棄他們天賦的自由和行動能力的話。誰還需要權威呢？誰還需要歷史呢？誰還需要思考與判斷的能力呢？
人類有一種獨一無二的能力，就是所謂的自由與行動的能力。這是一種二合一的能力：自由與行動是一體而無法分割的，沒有行動的自由是不孕的，沒有自由的行動在語意上是矛盾的。這種二合一的能力讓人類可以不斷開創新局，將新的可能性帶入這個世界，讓未來不只是過去單純的重複，讓歷史成為可能。但是，上帝賜予人類這項能力的時候並未附上使用手冊。所以，這項能力有可能為人類帶來幸福，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災難。希特勒的德國，列寧與史達林的俄國，毛澤東的中國都是不遠的殷鑑。這三個突出的例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有意識地背棄歷史，摧毀所有紮根於過去的權威。於是，當過去的光不再照亮未來時，在黑暗中遊蕩的人心，在神格化的領導人帶領下，一路奔向深淵。這就是自由的弔詭。
在這個權威解體的時代，我們該如何運用自由與行動的能力呢？答案仍需回到歷史去尋找；啟蒙思想家是最值得我們效法的典範。在十八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間，休姆、亞當‧斯密、狄德羅、盧梭、伏爾泰、萊辛…等一大批橫跨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形成了一個文人共和國。他們個個都是精通古典、熱愛古典的自由心靈，古典是他們面向未來的強力探照燈。他們尊重古人卻無懼於實驗；信賴獨立思考與經驗；以人的自由與幸福為依歸。美國獨立是啟蒙運動最豐碩的果實，這是人類第一次嘗試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選擇來建立一個良好政府。這個偉大行動對人類歷史造成極深遠的影響。我們今日的世界雖然未能變成啟蒙思想家所預期或夢想的樣子，但這不是他們的錯，這是人性中固有非理性、自私和愚蠢所造成的。關於這一點，我們了解的比最悲觀的啟蒙思想家都要更深。為了導正人類易於犯錯的天性，我們建立了一個由程序（process）所主宰的世界，這個建立過程也是濫觴於啟蒙時期。啟蒙思想家雖然極力讚頌牛頓的偉大成就，鼓勵人們向自然學習，但他們對當時正在發展的專業化有一種深刻的不安；各個領域專業化、抽象化的發展，似乎意味著文藝復興式的通人（universal man）將不再可能。建立在人類共通的知覺（common sense）上的，由所有人所共同分享和理解的世界（common world）似乎正在消失。而這個共同的世界正是人類那二合一的自由和行動能力運作的場域。這個公共領域的消失將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如果，我們仍舊希望在這個被程序（process）所主宰的世界，為人性保留一個空間，讓人類自由與行動的能力有施展的餘地，那我們就需要更多的啟蒙，這個世界就需要更多的光，更多來自過去的光。如果，我們希望作為一個有尊嚴的獨立個體而活著，那我們更需要努力開闢並維護一個共通的世界作為公共領域，讓人性得以落實。因為，有尊嚴地活著，等同於人類那天賦的自由和行動能力得以實踐。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天，當程序有效性瓦解，大災難來臨時，人類仍然能絕地重生，那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向古典學習，讓過去的光重新照亮未來。
中國文化有一種「託古改制」的傳統，儒士在批評時政，倡言撥亂反正時，幾乎言必稱三代，這是一種以復古作為創新的傳統，與西方文化頗有雷同之處。中國儒家傳統的權威歷經二千餘年而不墜，無論內部戰亂、異族入侵或分裂時期，傳統的權威總能依舊的模式重建一個新的王朝。到了清末，西方的力量把中國的歷史無可挽回地推離它的老路，並在社會和思想中引發了決定性的根本變革，中國傳統的政權和社會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來了。傳統的權威徹底崩解了，王國維的自殺標幟著傳統中國的終結。其後，任何復古的嘗試，或流於膚淺，或只是滿足了懷舊的浪漫情懷，或是在權威解體的時代提供一個避風的小港灣，或是在面對西方人時勉強維持一種異國情調或神秘感。以後見之明來看，清末民初「全盤西化」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路線之爭，在文化上並未結出豐碩的果實。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太急著救國了，他們沒有充分的餘裕去面對那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問題。半調子的中學加上半調子的西學是行不通的。日本和俄國在十九世紀面臨與中國同樣的處境，日本的明治維新成功地把日本文化帶入現代。俄國在尼古拉一世的統治時期，由赫爾岑、別林斯基、巴枯寧這一代知識份子所開啟的啟蒙運動，把俄國文化帶入了近代。這兩個國家的近代文化成就，從思想、文學、藝術、科學到電影、建築等等，已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但是，關於中國，我們仍舊要問：誰是「中國人」？「中國人」是一個地理概念、政治概念、還是文化概念？
中國政治制度的長期穩定性和地方社會連續性的關鍵，在於傳統士紳名流或是士大夫階層持續不斷的權威，國家事務中上層各派系的衝突，只不過是穩定深淵的表面波浪。名流能夠操縱中國的政治生活，是由於他們的雙重身份：做為社會領導階層和作為國家官吏集團，如清代思想家章學誠所提出的，中國有一種「官師合一」或「以吏為師」的傳統。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想繼承這個傳統，以黨官僚取代士紳名流。依費正清的看法，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他看到黨官僚階層已漸漸取代傳統的讀書人階層，成為新的特權菁英統治階層，這已背棄了共產黨的革命理想。這真是歷史諷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實際上繼承了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傳統，這個傳統是以暴力、謊言和群眾運動為統治基礎。共產黨另外一根統治的支柱是主宰現代世界的非人化力量——程序（process）。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身邊的一位高級幕僚曾經問歷史學家余英時一個問題：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以儒家核心價值為基礎，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社會？這個問題讓我們猛然驚覺，原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問題已原地踏步一百年了。西方基督教傳統與中國儒家傳統的解體已無可挽回了，但這並不表示人類不再有終極關懷，而是他們提問的方式和提出的解答，在我們時代已不再有說服力了。權威的解體也並不意味過去消失了。「過去」仍舊是一筆巨大的遺產，只是「傳統」沒有給我們留下遺囑。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問題沒有捷徑，它需要一場啟蒙運動，幾代人傾注心力向西方與中國的古典學習，向深處的核心挖掘。然後，在過去的光照亮下，運用天賦的自由與行動能力，像美國獨立這個偉大的行動一樣，透過自由選擇和深思熟慮，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與社會，將中國文化帶入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如果由極權、程序（process）和解體的傳統權威所支撐的中共政權成為一個長期穩定結構，那將不只是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浩劫，也是人類的大災難。
二、 教育的本質與台灣教育的重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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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A rainbow in the sky: So was it when my life began; So is it now I am a men; So be it when I shall grow old, Or let me die!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And 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 --Wordsworth |
我的心感到雀躍當我看見 一道彩虹在天空中 當我生命開始時是如此； 現在我成為大人也是如此； 將來我老去時還會如此， 不然就讓我死吧！ 孩子是大人的父親； 而且我可以期望我的每一天 以自然的虔誠作為紐帶彼此連結。 --華滋華斯 |
每個孩子都預示一個新的開始，但是在他們有能力運用天賦的自由與行動能力將新的可能性帶入這個世界之前，他們必須先理解這個世界。而理解世界的過程則是建立在自然的虔誠之上。在這裡，自然的虔誠有兩層意涵。一是對自然中的美與奧秘所抱持的情感。第二層則是來自舊約創世紀的故事：上帝與諾亞及其子孫訂立契約，不再讓洪水毀滅生靈和破壞地球。上帝把手放在雲層上，以作為契約的象徵。這個美麗的神話隱喻孩子純潔的童心，對大人世界所代表的整個文化傳統及無數世代的一種無條件的信任。這種信任近乎宗教情感，所以我們把它稱為自然的虔誠（natural piety），這也是英國保守主義傳統最喜歡引用的一個概念。只有建立的自然的虔誠之上，文化的傳承才是可能的，對已知世界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因此我們主張：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就是教育的本質。
但是，在教育領域，保守主義想要保全（conserve）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政治上的保守主義是一條死路；因為他們接受世界現有的樣子，他們所有的努力只是想維持現狀。但是，世界是由我們凡人的手所創造出來作為暫時安身的家，它必然不斷崩壞，這是人類的基本處境。除非人類決意去干預或改變這崩壞的過程，這正是每一個新的世代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哈姆雷特的話多少對每一個新的世代都適用：「時間脫序了。真是命運的詛咒啊！我得被生下來去導正它。」（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O cursed spite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在我們這個權威解體的時代，人精神上漂泊無依的狀態所造成的創傷似乎難以緩解。人與人之間越來越疏離，卻又像原子般越來越相像。人與世界的疏離雖然每個時代都有，但從未像我們這個大眾消費社會這麼嚴重。就像詩人艾略特所說的：千百萬人一起觀賞同一個電視節目，一起歡笑，卻仍舊感到無可忍受的寂寞。現代人用一種間接的方式來表達他對這個現代世界的不滿和厭惡：他拒絕為他的小孩承擔起對這個世界的責任。現代的父母彷彿常會這麼說：在這個世界，我們自己也自顧不暇，我們該怎麼做？我們應該知道什麼？我們應精通哪些技能？我們也不知道啊！你們應該自求多福，你們不能怪我們，我們是無辜的。也有一種父母，在焦慮與絕望中有意或無意地嘗試掌控小孩，從而摧毀小孩身上潛藏的革命性種子和新的可能性。而這正是我們賴以導正脫序時間的希望所繫。真正的教育應該讓導正脫序的時間成為可能。正是為了保全每個孩子身上所潛藏的革命性種子、新的可能性和自然的虔誠，教育才應該是保守的。我們必須保護每一個孩子免於受到這個世界的傷害，同時也要保護這個世界美好的部份免於受到孩子的破壞。這有賴於願意承擔責任的教育者。
理想上，教師所扮演的角色應該像「神曲」中羅馬詩人維吉爾所扮演的角色一樣：維吉爾帶領但丁去認識地獄，他同時扮演保護者和領航者的角色。他是神聖意志的代表、了解地獄的專家，和但丁心目中的權威。同樣地，一個教師應該是大人世界及其背後的文化傳統的代表、瞭解世界的人，而且是小孩心目中的權威。這權威應該無愧於小孩的信任，這權威是小孩自然的虔誠與世界之間的紐帶。簡單來說，教師對世界的理解讓他具備成為一個教師的資格，但是只有當他願意承擔起對這個世界的責任時，他才會具有權威。權威是一種博得他人忠誠的力量，沒有權威的引領，小孩只能在黑暗中遊蕩。宋儒張載所提出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是為人師表所應該具有的擔當。教師作為一個權威，了解這個世界，並承擔起對這個世界的責任，也就是保全（conserve）這個世界最美好的部份，並把它交棒給新的世代。同時保全新的世代身上潛藏的新的因子，並把他帶入這個舊的世界。這就是我們主張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是教育的本質的真正意涵。
從教育的本質來看，台灣的教育正面臨四個巨大的危機。第一個危機是我們這個時代每一個社會普遍面臨的問題：就是程序（process）這個概念主宰了整個教育領域。教學被簡化成一套操作程序，老師只是嫻熟程序的技術人員，學生的學習成果評量則交給標準化測驗。教師與學生是否真的理解知識內容，似乎變的無關緊要。每一門知識都是人類理性或知性的勝利，代表人類對世界理解的深化。教授一門知識而不追求理解，這是大人的失職，辜負了小孩那自然的虔誠，也摧毀了每個小孩身上潛藏的希望的種子，間接危及人類未來的生存。
台灣教育的第二個重大危機有其特殊的歷史根源：過去的獨裁政權一直把教育視為統治工具。獨裁統治的基礎就是暴力與謊言，獨裁者把暴力與謊言帶入校園，校長與老師成為獨裁者的共犯。現在四十歲以上的世代都是在暴力與謊言的氛圍下長大成人，他們缺乏想像力，世界觀封閉而頑固，他們的道德語言充滿了八股文式的陳腔濫調，獨裁傾向已內化成他們人格結構的一部份。而這批人仍舊是台灣教育界目前掌握權力的主力軍。無怪乎我們常在孩子的眼神裡看到困惑、恐懼、譏諷和憤怒。更令人哀傷的是看到一種曲意討好的卑順眼神和肢體動作。暴力與謊言破壞了大人世界和小孩之間那神聖的契約，這神聖的契約讓人類文化的傳承成為可能。目前教育的危機有可能衍化成文化的危機：新的世代在絕望下走向虛無，將上一代的虛偽與我們文化中最美好的部分一起丟進歷史的焚化爐。
第三個危機來自文化工業的興起。流行文化的內在邏輯就是如何把文化轉化成為騙局；這就像魔術表演，好像有什麼非比尋常的事情發生，其實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你在發出驚奇的叫聲「哇！」的同時，其實心裡明白什麼事都沒發生。我們看新聞報導、廣告、日劇、韓劇、好萊塢影片時心理的感受就是如此。人類原本來自哲學的好奇，想去看和理解這個世界的本能欲望，變成了一種窺視、知道並擁有的欲望，這是納西瑟斯自戀式的看的欲望。你去購買商品時，你以為你是在做選擇，其實你只是在挑有名的品牌。一切物品（包括文化）存在的目的都是為了消費，這聽起來跟我們的爬蟲類老祖先很像：一切物體存在的目的都是為了被攝食，這是一種新陳代謝的世界觀。我們的孩子就是活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裏面。流行文化讓對小孩的強制力不亞於獨裁政權的暴力威嚇。對小孩來說，不進入流行文化就無法和同儕有共同的話題和活動，這等於被排除於人類之外，因為人際互動是人類內在最深的需求。這第三個是最凶險的危機，因為在第一個和第二個危機當中，你知道敵人在哪裡，但是在這個危機當中，你往往不知道敵人是誰？
教師的士氣與自我價值低落，是教育的第四個危機，這是其他三個危機交互作用的結果。曾經，老師這個稱謂，和日語的「sen sei」，英語的「mentor」一樣是令人尊崇的稱呼。它在學生心中會引發一種尊敬孺慕之情。如今，老師不只不被期待去做一個「人師」，甚至連「經師」也不是。老師既不傳道，也不授業，更不解惑了。但是，老師卻被要求去管理秩序、監護學生的人格成長與言行舉止，為學生的道德與羣己關係打分數，透過賞善罰惡，導正學生的人格。簡而言之，老師被要求同時扮演部隊裡值星官的角色，以及道德警察的角色，這是獨裁統治的餘緒。老師在養成過程，被當作專業技術人員而訓練，而且他們被要求精通的是教學技術與輔導技術，而不是知識本身。學生在老師身上看不到追求知識與做學問的熱情，在學校裡找不到值得尊敬的人格典範，他們看到的是焦慮、挫折、甚至冷漠的老師。他們轉向流行文化以及同儕尋求慰藉，這又回過頭來增加教育的難度。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教育的迷宮中找到出路，回歸教育的本質，恢復老師的尊嚴和權威，找回孩子自然的虔誠，並重新建立大人與孩子間那神聖的契約呢？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路不好走，那是一條荊棘滿佈、人跡罕至的路。羅曼羅蘭在《米開朗基羅傳》的前言提到：「真正的英雄是：了解這個世界的真面目，並且愛這個世界。」我們無法期待每個人都成為英雄。但是，了解我們的真實處境，有助於找出努力的方向。而且，要導正脫序的時間，撥亂反正，確實需要英雄般的努力。
三、 什麼是人本精神？
離開人世前一星期，高齡八十的康德儘管身體極為衰弱，但看到醫生來探望他，仍然站起來相迎，口齒不清地感謝對方百忙中抽空而來。醫生想要勸這位病人坐下，但康德堅持要等客人就座後才坐下，然後鼓起全部力量，帶點吃力地說道：「對人的尊重還沒有離我而去。」醫生聞言後幾乎感動落淚。
這是西方文化動人心弦的一刻。康德對人的尊重並不是一種虛文，而是一種真正的人本精神，是人性的一種表現。人（individual）的尊嚴，是康德整個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這個尊嚴賦予人一種內在價值，這種價值超越於所有的價值之上，是一種無可妥協的絕對價值。人的天賦權利——自由，起源於這個價值。人的其他權利，如法律上與政治上的權利等等，則來自人的自由這個天賦的權利。因為所有獨立的個體（individual）都擁有同樣的尊嚴和權利，所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康德可以說是人的權利、人的尊嚴、人的平等和共和政體的哲學捍衛者。他的思想也是整個啟蒙運動的總結。其後，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社會主義運動中，馬克思重新強調勞動的尊嚴：勞動是一切價值的本源，勞動是所有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的基準，勞動是人的本質，人與勞動的異化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這是左派人本精神的源頭。
卡夫卡在《審判》與《城堡》兩本書中揭露了人的基本處境：我們世界的運作像一座完美無暇的機械裝置，支配我們生活的是一種非人化的力量，無情的程序或法則，它隱藏在所有表象後面。當《審判》中的主角K被指控犯罪時，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避開他，不是因為他犯罪，而是因為他居然膽敢嘗試去弄明白它到底犯了什麼罪？當你被權威當局指控時，你就有罪了。想去問清楚狀況，就是對權威當局、對人類秩序的一種挑戰。難怪K最後被處死。他被處死之前只說了一句話：像條狗一樣。這句話和《黑暗之心》的主角寇茲的最後遺言「恐怖，恐怖（The horror, the horror.）」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直指人的真實處境，這是人類在為數不多的清醒時刻，對存在最深的洞察之一。《城堡》中的主角K受聘到村庄做測量員，整個村庄從村長以下沒有人知道這件事。K急著跟僱用他的城堡連絡，想把事情弄清楚，卻怎麼也無法接觸到城堡裡的「官員」。村民們對K不斷地嘗試跟城堡連繫感到非常不安。他們的一切，包括生活、工作、婚姻和友誼，都是來自城堡的恩賜，這不是他們的力量所能掌握的。他們接受了這個神聖的秩序。可是K卻不斷地主張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彷彿只有他還知道做為一個有尊嚴的人而活著是怎麼一回事。最後的結局是K在去城堡的途中，困惑地陷在一片茫茫白雪之中。
卡夫卡為我們揭露的世界是恐怖的，但不必然令人絕望。他的主角K是沒有鮮明個性的普通人。他唯一的特質是固執地堅持屬於人性的東西，從而揭露了這個世界隱藏的結構。但他起先並沒有這個意圖，推動他的只是一種單純的善意（good will）。在卡夫卡最後一部長篇小說《美國》的最後一章，奧克拉荷馬的露天戲院裡，卡夫卡樂觀地想像一個友善的社群（community）。在其中，一個帶著善意的人可以活在他的公民伙伴當中。（A man of good will among fellow citizens）。這正是希臘人心目中要過一個幸福的生活的必要條件。希臘人有一句諺語這麼說：「要過一個幸福的生活，必須生活在一個偉大的城邦中。」在一個偉大的城邦中，友善的公民同胞，可以帶著善意，開誠佈公地討論事情。討論是建立在共通的知覺（common sense）上。透過討論，公民同胞共同分享和理解同一個世界。不管我們對世界的感受有多深刻，只有在我們能夠跟人類同胞討論時，那感受才會產生真正的意義，而且只有在討論過程中，我們才能慢慢學會如何做一個人，才能體會到什麼是人本精神。
不忍見同類受苦的悲憫之心是一種高貴的情感，這是一種上對下的紆尊降貴，不是真正的人本精神。同情心，或所謂的「惻隱之心」，則常演變成不幸的人彼此相濡以沫的溫情，這也不是人本精神。誠如西塞羅所言：「有能力的話就伸出援手，何必要可憐人家呢？難道不出於同情，我們就不能施予援手嗎？」真正的人本精神是一種友善的精神，一種慷慨大度的精神，一種隨時樂於與人分享的精神。友善不是一種手足之情，也不是任何親近的私人情誼，而是在討論公共事務時應有的態度，也是在對待這個世界時應有的份際。康德在《道德形上學》這本書中主張：善意（good will）自身就是無條件和絕對的善，它跟其他的事物無關，即使未能達成它所意欲的結果，它仍舊是善的。也就是說，善意自身就是目的，而不是達成其他目的的手段。這是康德一貫的潔癖。雖然善意不是一種手段，但它仍舊是我們在權威解體的時代，在卡夫卡為我們勾繪的恐怖世界中，建構一個人性的空間、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的主要憑藉。在這個空間裡，人天賦的自由與行動能力得以施展。在一個開放的公共領域內，每一個人的尊嚴都受到尊重，每一個人都不是為自身眼前的利害講話，而是以他對「真理」的認知而發言。只有在一個有眾多聲音的場域，每個人都說出自己的觀點，以自己對「真理」的認知互相結合或彼此分立，正是這種人與人之間親疏並陳，才組成我們這個真實的世界。離開這個場域，「真理」是毫無意義的。在一個為人本精神所照亮的公共領域裡，我們帶著善意活在公民伙伴之間（A man of good will among fellow citizens），這個公共領域就是一個偉大的城邦，這是西方傳統中共和理想的極致。在這個共和體當中，人本精神比「真理」重要。基於這個理由，德國思想家萊辛說出了非常深刻的一句話：「對於真理的認知，讓每個人各言其志。至於真理，就交給上帝吧！」
據史書記載，宋太祖在皇帝寢宮豎立了一道石碑，碑文題曰：「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宋朝的家法為兩宋開闢出一個政治與文化的公共領域；宋代士大夫做為一個社群（community），展現了中國歷代少有的獨特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漢、唐為之遜色，後來的元、明、清也望塵莫及。宋代士大夫一開始便要求重建一個理想的人間秩序，當時稱為「三代之治」，這是延續中國「托古改制」的傳統。朱熹描寫范仲淹的名言「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可以用來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徵。這句話抓住了當時中國政治文化的主要動向。這句話與文彥博所謂「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和程頤所謂「天下安危繫宰相」，以及陸九淵的名言：「宇宙內事，是份內之事，己份內事是宇宙內事」，正是同一意識的一種表現，用現代術語來說，這就是一種公共意識。宋代士大夫已隱然以政治主體自待，他們毫不遲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的肩上。這與西方啟蒙運動的傳統頗有可相互呼應媲美之處。當陸九淵得到機會與孝宗輪對時，朱熹寫信給他表達祝福之意，對這個「得君行道」的機會，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絲毫不以陸九淵和他在思想上與政治上的分歧爭執為意，這就是一種善意，一種真正的人本精神。我們應該以這種人本精神，以兩宋士大夫「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種勇氣承擔，對於世界的責任的氣魄，作為「中國文化現代化」這個啟蒙運動的起點。
全人學校十五年來一直以自由、寬容作為理念，這是一種教育領域裡的人本精神。這是在一個權威解體的時代，大人與小孩之間那神聖的契約被破壞的情形下，重新恢復小孩對大人的信任，恢復小孩那自然的虔誠（natural piety）的一種努力。在這裡，自由有兩種意涵：一是免於恐懼、免於受到強制脅迫的自由（free from coercion），這是為了保護小孩身上潛藏的新的可能性的種籽，這是一種權利（right）。另一層意涵指的是人類天賦的自由與行動二合一的能力。在一個寬容的氛圍，讓孩子勇於嘗試，在嘗試錯誤當中鞏固並深化那二合一的能力。這能力是人類未來的希望所繫。全人的理念既不新穎，也不另類。他是回歸教於教育本質的一種英雄般的努力。正如思想家漢娜．諤倫所言：「思想所要求於人的，不只是見識或洞察，更重要的是勇氣。」一種承擔對世界的責任的勇氣，一種導正脫序的時間，撥亂反正的勇氣，
在一個權威解體的時代，一個時間脫序的時代，人時常躲入一個私領域去尋找自我救贖。這種憤世嫉俗的態度與人本精神是背道而馳的。對一個憤世嫉俗的人來說，在他心中沒有人可以同他分享世界，在整個天地間、乃至宇宙中，也沒有人夠資格與他同樂。就像詩人奧登在他的史詩《焦慮的年代》所說的：「自我只是一個夢，一直到鄰人的需求用稱呼創造出它。」（the ego is a dream till a neighbor’s need by name creat it.）。追求自我的救贖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必須走出這一個夢，在真實的世界中，在我們與他人分享的這個共同世界中，做為一個友善的公民，運用我們天賦的自由與行動二合一的能力，與其他公民同胞一起承擔起對世界的責任，一起匡正時弊，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救贖。讓我們每天問自己，我們所做的事是讓世界更好，還是變的更糟，這是人本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瞭解這個世界的真面目後，讓我們開始學習怎麼愛這個世界吧！
四、 什麼是全人精神
五、 思考與判斷
六、 全人的實踐經驗